商鞅徙木立和吳起憤表的故事,告訴我們什么道理？

商鞅變法是一次極其深徹的改革，它的主要改革方向是廢除奴隸制、貴族封地制，使奴隸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建立軍功制的同時貴族的私兵土地全部廢除，使人民的勞動熱情和戰(zhàn)斗欲望極度增強，同時國家的力量高度凝聚，在這其中原本社會的主體——貴族的固有利益被剝奪，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被重整。貴族的怨恨和最后的反抗是全部沖著商鞅的，所以商鞅的死是變法的重要一步。

再說，商鞅在世的時候秦國變法已經(jīng)基本完成，法令也基本深入人心，而那時貴族集團也已經(jīng)被打擊到了將亡之地，所以必然有一次孤注一擲的反擊，而嬴駟（即秦孝公之子，后來的秦惠文王）也恰恰是通過商鞅的死欲擒故縱把這股強大到可能是變法功虧一簣的阻力通過商鞅的死進行疏導，同時借此激起變法以來積蓄的民間的力量將變法徹底達成。

而縱觀其他無論當時還是后世，變法，尤其是跨度極大的變法幾乎都會遇到巨大的阻力，關鍵就是改革跨度大了必然涉及利益的再分配，就必然有人失去舊有的利益，而且人民對新生事物的恐懼也會被利用成為一股力量，所以從吳起、申不害、商鞅到后世的戊戌變法，變法本身就是用生命貫徹自己的理念。

而我們更應該從中看出的是一種法家的精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吸取了法家對戰(zhàn)國開的藥方——中央集權，卻絕不敢留下的東西正是這種銳意變革、不懈更新的精神，法家韓非堅持后勝于前，所以法家士子不斷的思考國家的未來，并為了自己的理念不惜己命不畏挫折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這不符合中國的中庸，但卻是中國戰(zhàn)國時期之所以日異月新并率先擺脫奴隸制的源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