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關于名人的公平的事例

　　可以舉諸葛亮的例子。

　　諸葛亮主張法治，他和法正等五人制定了蜀科（法律）作為執(zhí)法依據(jù)。
　　他非常重視賞罰分明。他提出“嚴、明、信、平”的執(zhí)法原則。嚴，嚴于執(zhí)法；明，明于是非；信，賞罰必行；平，賞罰公正。他認為，賞罰不明，那么忠臣會沒有犯罪而被冤殺，奸邪的人則會沒有功勞而得到重用；對于沒有功勞的人妄加賞賜，眾人就會離心離德；對于沒有罪責的人加以懲處，就會導致民怨沸騰。
　　要做到賞罰分明，執(zhí)法中要尺度統(tǒng)一。他給劉禪上表說：不管是（你）皇宮中還是（我）丞相府中，都應一視同仁。功過賞罰，不應該標準不一。對人不應該用個人的感情下判斷，從而使朝廷內外法治尺度不能統(tǒng)一。他對下文提到的李嚴治罪，其罪狀之一就是處理案件，自行其是，有法不依。
　　我們對比舉例說明。馬謖和李嚴，同樣是諸葛亮的得力助手，前者在南征孟獲期間，獻上攻心為上的戰(zhàn)略，后者北伐時管理后方事務，督糧屢屢有功。但同樣在北伐期間導致蜀軍失利，馬謖是一出祁山時的先鋒，在街亭戰(zhàn)術失誤，導致蜀軍大敗，兵卒四散，諸葛亮沒有了前進的依憑力量，退回漢中。李嚴在五出祁山時，因為督糧不力唯恐諸葛亮治罪，就哄騙諸葛亮，最終讓蜀軍退兵。諸葛亮對他們懲處的力度大大不同：對于馬謖逮捕處斬，而貶李嚴為平民。有人認為馬謖是荊州派系，而李嚴卻是本地派系，諸葛亮出于對后者勢力的忌憚而從寬發(fā)落。這個因素不能排除。但兩者的狀況的確不同。馬謖的問題是違背主帥指示，執(zhí)意放棄水源和城壘，在山上扎營（小說和史實相仿），而且他的潰敗對蜀軍帶來的損失很大；李嚴則不然。他運糧遭遇到了連綿陰雨，道路阻隔的實際困難，而且同樣天氣下蜀軍進攻不會太順利，而撤退也未給自身帶來什么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