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劉半農(nóng)的事例，多點

對于劉半農(nóng)，我以前所知道的，僅僅知道他是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在提倡白話文的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他寫了許多白話文，是白話文運動真正的實踐者。看了《人間世》第十期上的幾篇文章之后，我對劉先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我看的這幾篇文章是:李長之先生的《記念劉半農(nóng)先生》，蔡元培先生的《哀劉半農(nóng)先生》，吳稚暉的《失了一部最珍貴的大字典》，趙景深的《劉復(fù)詩歌三種》。這四篇文章三篇是悼念性的文章，一篇是對劉詩歌集的評析和鑒賞類文章。



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意思就是說一個人死了，那么對這個人的評價也就基本上確定了。我始終覺得，就中國而論，只有人死了以后才能真正地對這個人做一個客觀的評價。人活著，人們就必須要顧及到這個人的地位、權(quán)勢、臉面等等諸多問題，于是對這個人的評價一般是贊揚多批語少。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說“仇人”多的，必然會遭到“仇人”的迎頭痛擊或當頭棒喝，魯迅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例。當然在這兒我們把這樣特殊的例子(因為這樣的例子終究還是極少數(shù)的)拋開，回到我們前頭的話題。在中國古代皇帝死后都有謚號，如“漢高祖”、“唐太宗”等等，這一類謚號一看就讓人肅然起敬，但另外一些謚號就不是如此了，如周厲王，如有在天之靈的話，誰也不愿別人稱他為“厲”。所以“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界定一個人品行的分界線。人入土之后還能留有美名的，他一定會流芳百世，相反則遺臭萬年。



劉半農(nóng)先生不幸于1934年7月14日“仙逝”后，很多人都對其進行了哀悼。中國人有個習(xí)慣，哀悼別人的同時也就是對其一生進行評定的時候，所以看一個人一生如何就看其死后之悼念文章即可，“窺一斑而知全貌”。三篇悼念文章各有其特色，各有各的悼念方式。這三篇文章當中，文筆最好、思路敏捷且行文流暢的當推蔡元培先生的文章?！栋朕r(nóng)先生》一文站得高，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氣勢。文章雖然最短，但最有權(quán)威性。在他的筆下，劉半農(nóng)先生簡直是可和培根(蔡元培先生可能贊成“培根就是莎士比亞”這一歷來爭論不休的觀點)、歌德并駕齊驅(qū)的人物，因為他不僅是文學(xué)家，同時又是科學(xué)家。作者結(jié)合自己和劉的交往舉了許多事例，不由人不信他的所言。三篇文章中寫得感情最真摯的莫過于李長之的《記念劉半農(nóng)先生》，作為一個青年后起，李長之的文筆雖顯稚嫩和平實，但在敘述文字的字里行間我們還是能體會到李長之對劉半農(nóng)先生的敬仰和欽佩之情，特別是對劉半農(nóng)先生人格和道德修養(yǎng)的贊謚讓我們真正地和劉半農(nóng)先生進行了跨世紀的近距離“觸摸”。三篇當中吳先生的《失了一部最珍貴的大字典》寫得最活。我從來沒有想到悼念性的文章還可以用這種亦莊亦諧的形式來寫。這篇文章雖然有點像在編故事或寓言，但讀后真正讓我們對劉半農(nóng)先生的逝世感到無比的惋惜和悲痛。



趙景深先生是采用了另外的形式來悼念劉半農(nóng)先生的:分析劉先生的作品。在這兒我也就不再詳加分析了。



通過這幾篇文章，劉半農(nóng)先生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生成:一個平和的人，一個具有書生氣質(zhì)的平和的、或許還帶著金邊眼鏡的人。我覺得他正用他那雙睿智而又溫和的目光望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