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西夏

（一）西夏故地的黨項遺民
蒙、元時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著大批黨項遺民，元代曾多次從河西隴右簽征為數可觀的黨項兵士，元朝的宿衛(wèi)軍和鎮(zhèn)戍軍中都有專由黨項人組成的“唐兀軍”。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濱、史金波在甘肅酒泉發(fā)現一通漢文、回鶻文合璧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他們的研究結論是：此碑完整記錄了一個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國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間，歷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職官世襲情況，從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黨項遺民的活動。這個家族從西夏亡國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黨項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習用的名字，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下，西夏故地黨項遺民的一種蒙古化趨勢。元代以后，河西隴右的黨項人就再也沒有消息了。白濱、史金波認為，現今分布在甘肅河西走廊中部、祁連山北麓一帶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著黨項、回鶻、蒙古血統(tǒng)的一個新的人們共同體。[32]
1983年，湯開建發(fā)表《〈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補釋》一文，對此碑內容提出了新的解釋，認為此碑的碑主應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貴族之后。[33]從湯文提供的史料根據來看，應該承認他的這一結論是很有說服力的。
另外有學者指出，在甘肅南部的迭部地區(qū)，至今居住著一個語言和風俗習慣與周邊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懷疑他們是黨項遺裔或鮮卑吐谷渾的原始居民。[34]但這一推測似乎并沒有什么太多的依據。
（二）四川的木雅人
本世紀二十年代，英國人伍爾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區(qū)進行實地調查，根據當地部分居民的語言特征，認為他們有可能是西夏亡國后南徙川康的黨項人的后裔。[35] 1944年，四川大學鄧少琴先生應西康省通志館之邀，對西康地區(qū)進行歷史考察。他從木雅一帶居民口中聽到了關于“西吳甲爾布”（即西吳王，“甲爾布”乃藏語“王”之意）的傳說，說是西吳王曾為北方漢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來南遷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稱此地為木雅。鄧少琴先生根據這一線索，以當地遺跡和歷史文獻相印證，寫成《西康木雅鄉(xiāng)西吳王考》一書。[36]他認為西吳就是西夏的對音，[37]西吳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國之后南來此地建立的一個邊裔小政權，并將它與遼亡后耶律大石所締造的西遼相提并論。他還指出，藏語的“木雅”一詞源自宋元時代漢文文獻中的“木納”、“母納”、“密納克”等，原是指西夏國都興慶府地，黨項遺民南來后把這個名稱帶到了川康地區(qū)。自此以后，人們始知木雅人是黨項人后裔。
1980年，寧夏學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區(qū)，對生活在那里的黨項遺裔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調查。通過調查并參照漢藏文獻記載，他認為木雅人是西夏亡國后南遷的黨項遺民和當地的黨項原始居民弭藥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稱“博巴”，意為藏人，但藏人不承認他們?yōu)椴刈澹Q他們?yōu)椤澳狙虐汀?，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總數約有一萬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語言，他們一般在外講藏語，在家講木雅語。另外在這次調查中還發(fā)現，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土著居民的語言與藏語差異較大，與木雅語也有所不同，而與西夏語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認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黨項原始居民弭藥人的后裔。[38]
需要說明的是，木雅并非一個非常明確的區(qū)域概念，在國內出版的任何地圖上都找不到木雅這個地名，它的范圍大小在各個歷史時期是很不一樣的，被人們普遍認為是西吳王時代遺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見西吳王時代的領域遠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圍，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縣的麥地龍以北，康定縣折多山以西，雅礱江以東的地帶，有木雅上鄉(xiāng)和木雅下鄉(xiāng)之分。[39]
迄今為止，我們對木雅人，尤其是對木雅人歷史的了解還很有限，可以說木雅人的謎底至今尚未揭開，比如關于西吳王的推測就主要是建立在傳說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過程也是黨項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之一，這個問題還有很大的研究馀地。
（三）安徽的黨項遺裔
對安徽黨項遺裔的探索主要是圍繞著余闕及其后裔展開的調查。余闕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廬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廬州。余闕以科舉出身，元末為安慶守帥，城破死節(jié)，由此名聲顯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吳峰云根據從地方志里獲得的線索，同赴安徽調查余氏后裔。根據他們的調查結果，并參證訪得的兩部《余氏宗譜》，弄清了自元末余闕至今已延續(xù)二十七世的傳承關系。調查結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慶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約5000馀人，他們今天都已徹底漢化，只有少數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黨項人的后裔。[40]這一調查結果為研究入居內地的黨項人與漢民族融合演變的歷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證。
1984年，馬明達發(fā)表《也談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41]指出元代移居安徽的黨項人遠不止余闕一族，黨項名將昂吉兒自元初即統(tǒng)領一支唐兀軍駐守廬州，后子孫世襲其職，整個元代，廬州的鎮(zhèn)戍軍皆由黨項人組成，余闕家族定居廬州當與此背景有關。
（四）河南的黨項遺裔
從元代文獻來看，當時移居河南的黨項遺民數量相當可觀。1985年，任崇岳、穆朝慶根據河南省濮陽市城東柳屯鄉(xiāng)楊十八郎村發(fā)現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所提供的線索，前往濮陽考察黨項后裔，以他們查訪到的楊氏族譜及記載楊氏事跡的《述善集》等資料與碑銘相印證，得知現今居住在濮陽市柳屯鄉(xiāng)十馀個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楊姓居民均為黨項遺裔。楊氏的先祖唐兀臺世居西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西夏末年歸附蒙古，從軍征戰(zhàn)多年，后其子閭馬定居濮陽，易姓楊氏，至今已傳二十八世。[42]楊氏子孫雖然聚族而居，但因長期生活在中原地區(qū)，其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已與漢族毫無二致，他們今天申報的民族均是漢族，但私下卻自稱為蒙古族，我想或許他們的先人在元朝時曾經冒稱過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據元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達魯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銘》和1974年在河南浚縣出土的《中義大夫漢陽府墓志》的記載，推斷在今天的?？h應該有一支黨項人后裔，但從?？h的鄉(xiāng)土資料中卻找不到任何痕跡，估計他們也已經徹底漢化了。[43]
（五）河北的黨項遺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韓莊出土兩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經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對經幢上的西夏文進行了解讀，得知它是一批黨項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為興善寺亡僧而立的勝相幢，兩幢上共刻有八十多個黨項人姓名。[44]過去人們一般認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關過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認為是現存最晚的西夏文資料。三十年代初，陳寅恪先生在柏林國家圖書館見到該館所藏據稱為明萬歷寫本的藏文甘珠爾，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測當時“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韓莊出土的西夏文經幢，證明遲至明代中葉，還有黨項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內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繼續(xù)使用他們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六）青海的黨項遺裔
西夏亡國時，末帝李睍為蒙古軍所殺，此后便再也沒有關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區(qū)李土司的后人李培業(yè)，根據他所保存的從乾隆到民國間的十部族譜資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稱居住在今河湟地區(qū)的李氏后裔人口達十馀萬之眾。[46]這一說法已經得到某些西夏史專家的首肯，認為它揭開了西夏皇族失蹤之謎。
在對這個問題略作考究之后，我覺得上述結論是很值得懷疑的。首先，所謂河湟地區(qū)的十馀萬李氏后裔，當是指原屬李土司統(tǒng)轄的土族人（1982年的統(tǒng)計數字為15萬馀人），土族的族源，現在人們一般認為是出自鮮卑支系吐谷渾，與黨項毫無關系。[47]不過，土司的族屬和土族的族源是兩碼事，關于李土司的來源，自明代以來就有沙陀李氏和黨項李氏兩種不同說法，現存最早的《李氏家譜》[48]即稱為沙陀李氏之裔，后來有的族譜則干脆將這兩種說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國之后，續(xù)以黨項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續(xù)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賞哥。我認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記載應該是比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遷居河西，在西夏統(tǒng)治時期，他們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當時人們稱他們?yōu)椤靶±睢?，“以別于西夏國姓”。[49]后人可能因為他們是西夏遺民，就誤認為是黨項皇族李氏，而將李賞哥附會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實并沒有什么可靠的證據。這個問題頗為復雜，容另文討論。
以上所述黨項遺裔問題，有的尚未得到證實，即使是可以確認為黨項遺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徹底同化了，以至于我們今天只能通過族譜資料去識別他們。只有木雅人算是一個例外，由于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較為封閉，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滅（比如語言）。對于研究民族演變和民族融合的過程來說，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價值，應該成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