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我和一本書的故事>

傍晚五點，適合在圖書館里閑蕩。人們正在散去，涌向最近的學三食堂。書架很高，我要掂起腳來夠得著最上的一排。我喜歡看那些排列在一起書籍，端莊、沉默。它們大多被包裝上了黑色的硬殼封皮、扉頁上蓋上了深紅色的印章，上面是篆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并被統(tǒng)一編了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試圖尋找書中磁條的位置，如果取下它，你就可以拿著它大搖大擺的通過門口的測試器。偷書，就像高年級女生的大腿一樣，是我們大學時光中永遠難以壓制的欲望。 我從歷史類的書架，轉(zhuǎn)到了傳記類，掃過一排排顯赫一時的名字，停留在《李普曼傳》上。我從書架上取下了它，只是出于對陌生名字的好奇。那時我正樂此不疲的收集人名、書名，仿佛它們是通向一個豐沛、廣博世界的捷徑。潛意識中，我也在為自己的前途憂心忡忡，我22歲了，仍不知該以何為業(yè)，期待別人的生活能給我啟示。 這本書就這樣進入我的生活，和絕大多數(shù)偶然到來、又匆匆離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沒離開我。我的住所從28樓的宿舍，轉(zhuǎn)移到北大東門的筒子樓，西郊的那些不知名的臨時房間，還有此刻的紫竹院，它一直靜靜的擺在我的從未條理分明過的書架上。7年前大學畢業(yè)時，我用賠償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1984年新華社出版社的版本，包裝樸素、翻譯精良，售價不過2.60元，圖書館的編號是K837.1254/2。 我記得那個鬧哄哄的夜晚，我邊吃著食堂的魚香肉絲，一邊摒住呼吸讀完了56頁。“沃爾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專欄作家。他從二十四歲參加創(chuàng)辦美國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八十五歲逝世為止，寫作活動持續(xù)了六十余年，一生寫了總數(shù)達一千萬字的上萬篇時政文章，發(fā)表了三十多本著作?！边@段毫無色彩的簡介對我產(chǎn)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它不正是我一直尋找的職業(yè)模式嗎——以言論為業(yè)，高產(chǎn)，創(chuàng)作生命漫長，很早進入舞臺中央，并將影響力持續(xù)到生命終止…… 那真是個一廂情愿的年紀，我絲毫不理會主人公所成長的國家與時代，不想了解他內(nèi)心的掙扎與絕望，只期待能復制他的名聲與影響力。他評論從西奧多羅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歷任總統(tǒng)，對赫魯曉夫、戴高樂提出外交建議，和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凱恩斯、肖伯納討論問題，他以鎮(zhèn)定自若的口氣教育幾代美國人如何應對大蕭條、二此世界大戰(zhàn)、冷戰(zhàn)和越南戰(zhàn)爭…… 這本傳記就像個迷人的女人，隨著年齡的變化，我開始欣賞她的不同特質(zhì)。大學三年紀時，我一口氣讀完了前56頁，因為它主要是李普曼的大學生涯，那是1910代的哈佛，李普曼和他的同學們致力于探討和實踐各種新思想，他們創(chuàng)辦社會主義俱樂部，在凌晨一點的街頭爭吵，在《哈佛月刊》寫出這樣的句子：“年輕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話，那肯定是荒謬的。因為這意味著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大概就會變成‘墨守成規(guī)’的人?！蔽疫€傾慕那樣的時刻，年邁的威廉詹姆斯在早晨敲開19歲的李普曼的宿舍門，告訴他的那篇文章寫得多么的好。哪個青年不期待在人生剛剛展開時，有一個強有力、值得信任的前輩的指引呢？